［摘 要］潘汉年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有：作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 ，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了“借道”协议；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争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的肯定与支持；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及精神带到中共中央，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支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潘汉年 红军长征 共产国际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朱志清（1968—），男，四川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潘汉年（1906—1977）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34年10月，他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做了不少工作，后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 潘汉年同何长工作为红军方面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借道”协议
　　由于 “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等种种因素， 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最初的红军长征路线是：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于10月1日前完成。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这个计划。红军长征的突破口选择在根据地西南部的粤北。广东军阀陈济棠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之一，担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的南路军总司令，他害怕同红军作战把本钱输掉，更害怕蒋介石借“剿共”之名让其中央军进驻广东。中革军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即加紧了同陈济棠部搞统战工作。经过秘密接触，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谈判，粤军方面的代表是杨幼敏、 黄任寰、黄质文，谈判地点选择在寻乌县罗塘镇。
　　潘汉年、何长工带上朱德写给陈济棠、黄任寰的亲笔信。双方经过3天紧张会谈，最终达成5项协议：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第三，解除封锁；第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第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 40 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谈判结束后，潘汉年、何长工急忙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 5 项协议，异常高兴，并且说，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1]P326
　　中央红军紧张集结准备突围时，红军总部用密电通知陈济棠：“部分红军欲向贵部防区借道，请按协议之约定予以方便为盼。”[2]陈济棠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又装模作样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掘壕、架设枪炮， 如临大敌， 但又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 “共产党只借路西行”，“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还击”[3]P423-424。这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5日，红军冲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进入粤北南雄境内。由于陈济棠部基本没有堵截,也使红军于11月4日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红军认真执行“借道”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又顺利地突破了敌军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军防线进入了湖南。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把陈济棠等地方军阀追堵红军称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蒋介石致电严厉斥责陈济棠“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
　　红军与粤军谈判协议尤其是“借道”一款，对8万多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突围转移中的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已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依靠了。陈济棠手里直接掌握着十几万陆军，还有一个拥有近百架作战飞机的航空大队。如果粤军坚决出击，将红军拖住，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两军再联合夹攻，中央红军就可能过不了湘江，不是全军覆没就是被打散。潘汉年、何长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立下了巨大功绩。
　　二、 陈云和潘汉年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潘汉年成为中共中央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解除了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实现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正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信联络中断了，遵义会议是在没有莫斯科方面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开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到上海去，设法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先行到达香港、上海，于6月20日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报告中共中央同国际失去联系的原因，提出恢复联系办法，并简单报告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8月1日收到了潘汉年的信。陈、潘二人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于9月下旬先后到达莫斯科。
　　陈云、潘汉年参加了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陈云在会议上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4]，这是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系统阐述长征过程的最早报告。 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和候补书记弗罗林听取了汇报。陈云对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 5000 多公里的西征行程，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总结，其主要内容有： 阐述西征的四个阶段和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政治意义；西征取得胜利的原因； 在统一战线、西征的组织动员、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及军事指挥上犯过的主要错误；对党的工作的评价。陈云最后着重指出：“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 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的报告既高度凝炼又生动形象，充满了自信力和感染力，引起了曼努伊尔斯基、弗罗林等领导人的强烈兴趣，他们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时插话提问，陈云一一作了答复。
　　潘汉年也在会议上作了汇报[5]，他的报告是陈云报告的重要补充。首先，两个报告形成了时间上的联系。潘汉年汇报了长征之前 “如何同一些军事集团进行谈判和签订协议的”，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同福建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及广东陈济棠部的谈判问题，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背景。陈云的汇报是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其次，两个报告都重点提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问题。潘汉年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请十九路军的两位谈判代表到苏区的事情，同时还对党内“对同十九路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可能性还估计不足”提出了委婉批评。陈云的报告则明确指出“我们主要的错误”是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由此我们犯了军事错误，蒋介石因此击溃了十九路军。再次，两个报告都突出了毛泽东、朱德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潘汉年用十九路军代表的话称赞毛泽东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陈云更是直接地赞扬“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
　　陈云和潘汉年的莫斯科之行，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代表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表示了肯定[6]。曼努伊尔斯基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方面还把陈、潘二人的报告整理成《英勇的西征》一文，公开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陈、潘工作的充分肯定。
　　三、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及精神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推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和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创建，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实现历史性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和策略支撑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从莫斯科辗转回到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正在研究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 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派林育英等人回国。1935 年 11 月中旬，林育英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在莫斯科发表的《八一宣言》，对 12 月初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起了直接指导作用。但瓦窑堡会议具有其历史特点，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反蒋抗日”方针，对蒋介石实行排斥政策，“先打蒋介石，后打日本人”是苏区流行的口号。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蒋介石是有可能走向抗日方向的“中派”，于是决定采取“逼蒋抗日”方针，这个根本转变是在潘汉年回来以后[7]P99。
　　陈云、潘汉年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不久，青年共产国际六大正在召开。中共代表团安排他们列席青年国际六大。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向全世界共产党人正式发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响亮号召。此时的莫斯科和整个苏联到处洋溢着一种新鲜的空气，学习、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是全社会的主旋律。在此期间，潘汉年还曾到列宁大学中国班学习，到苏联各地参观访问，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人生阅历。他动身回国之前还去拜会了曼努伊尔斯基，听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
　　潘汉年在莫斯科还参与了同蒋介石的代表邓文仪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的凸显，南京国民政府对其内外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蒋介石认为“中日战争既无法避免”,国民政府就应“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8]P58。他打算利用抗日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同时获得苏联的物质援助。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决定派潘汉年以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会见邓文仪，视其接触效果，再决定是否进一步会谈。潘汉年于 1936年1月13日同邓进行会谈，王明于1月17、22、23日同邓进行会谈。不久，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人张冲、曾养甫等继续自莫斯科开始的谈判，并同陈立夫、陈果夫等南京上层人物建立了联系。潘汉年由此走进了国共两党高层谈判的前沿。
　　中央十分重视潘汉年这一行动的成功，于 8月1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汇报说，国民党方面的邓文仪曾在莫斯科找王明谈国共和谈的事，共产国际表示应由国共两党中央在国内谈判。 同时还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等人的会晤情况。这为中央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主张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在与南京谈判时提出停止内战和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8月下旬，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电报指示，指示明确提出：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这个及时而权威的共产国际指示,使潘汉年的汇报更有了分量和说服力, 直接推动了中共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针的根本性转变。会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成天忙着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重要文件。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8月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 ，应是逼蒋抗日”。9月15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8月下旬收到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以“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共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和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创建，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民主革命实现历史性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支撑。
　　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重要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认为朱德、毛泽东是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这对于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夕与共产国际中断的电信联络，到 1936年7月2日恢复畅通。中共在此期间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尤其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如何对待这些重要变化，是全党全军关注的焦点。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后不久，在1936年9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9]。他批评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干部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并强调说，朱德、毛泽东是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而不应借故攻击。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络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的，其有待于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批准。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自形成之日起，就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认为，毛泽东等人违反了共产国际组织原则，还指责毛泽东不懂得马列主义。博古服从了遵义会议的集体决议，但他心情沮丧，有一些问题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想通。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向中革军委写信，要求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军事。长征期间，党内矛盾和斗争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无疑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究其思想根源，固然是其权力欲和军阀主义思想在作祟，但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相互关系看，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另立“中央”，实际上是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张国焘公开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合法性，更确切地说，对在一方面军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并且声明，他只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10]P189。那个时候，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很高，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意识到，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11]。
　　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瓦窑堡。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商定， 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面，对张国焘做说服争取工作。林育英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 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动至此结束。林育英没有参加红军长征，对遵义会议和张国焘分裂主义也不了解，他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授权回来解决张国焘问题。当时，莫斯科方面还不知道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共产国际1936年7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才开始提到“国焘与中央书记处之争论”的问题，而这时，张国焘南下的分裂主义行动已经结束。从林育英和中共中央给张国焘方面的电报来看，电文强调的是林育英的“国际代表”身份以及争取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中央”等，而所有电文均未提到莫斯科方面对张国焘问题的实质性的意见，林育英甚至还在电报中提出 “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12]P508。当然，张国焘对“国际代表”这个头衔还是有所畏惧的。所以，他一方面对林育英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他仍然拒绝承认陕北的中共中央，一直坚持“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
　　1936年8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进入川西北和甘南,同陕北红军的“西征”形成了南北接应，长征的完全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 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虽然已经结束， 但其严重影响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张国焘与中央的对立以及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分歧，是“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到达完全兄弟团结”（1936年8月7日张闻天署名复电任弼时）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莫斯科方面还没有弄清楚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之间的矛盾，“国焘与中央书记处之争论内容我们不明白。我们想帮助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将你们与国焘之主要争论之点详告。同时，请转告国焘，把他与中央书记处所不同的意见告诉我们”（1936年7月2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此后的两个多月里，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共产国际也没有对张国焘问题表示确定的意见。
　　潘汉年1936年8月上旬从莫斯科到达保安，向政治局会议作了汇报之后即去西安，并准备到南京谈判，因为“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参加9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相当重要”的发言[9]。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必然是非常谨慎的重要事情。潘汉年并不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的发言也脱离了会议主题：“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她认为，潘汉年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说话有影响”，“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对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和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9]。可见，中央在处理张国焘分裂主义问题上，很策略地利用了潘汉年“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身份，以巩固和加强毛泽东及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合法性。潘汉年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张国焘问题，但他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明确支持，对于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尤其是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严重影响，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此，潘汉年对处理张国焘问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丹心早许国，萧萧壮士心。潘汉年从青少年时就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之中，一往无前，矢志不渝，是一个有大功于党的忠诚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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