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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集区居民角色转变路径探析
———以四川省崇州市五星村农集区建设为例
来源:《365体育投注365bet学报》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7-12-05
  唐辉 唐云 孟繁芸
(中共崇州市委党校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探究农集区发展问题过程中,运用经济学的量化分析、公式推导、数理建模等方法固然重要,但更应关注人的情感、需求、内在观念、心理感受、风俗习惯等人性方面,以此来思考和探讨农集区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破解之道。本文将指标量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融合,以“人”为出发点来探究具体问题,本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小农思想的终结与居民意识的觉醒,最终实现农集区居民角色的转变,试图据此探索出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子。
  [关键词]农集区;农村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崇州市五星村

  农集区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由“村民”到“居民”的转变。“人与物的发展相融合”与“身与心的发展相融合”是新型农集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农集区发展必须从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以马克思主义个人全面发展为理论基础,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探寻新型农集区的实现路径,有序实现意识转变与融合发展,推进农集区移民身份重构。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推进农村现代化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在探索农村城镇化的新模式新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留住乡愁、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农村城镇化有了新的方向。在不破坏农村现有特色的同时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村卫生、文化水平,提升农民文明素质,就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思路。这其中,特色小镇建设、农集区改造是正在探索的新的科学模式。作为传统的农业县市,四川省崇州市一直在探寻新农村发展路径,目前已经建成了138个农民集中居住区,安置了4.06万户农户,合计13.45万人,共占据了全市农村人口的29%。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许多农集区发展问题的共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本文从崇州市农集区建设的经验教训着手,以农集区建设宗旨为基础,分析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的应然状态,从三个方面指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本性及使命,随后从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的差距着手,指出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三大逻辑导致的三大问题,最后对应农民集中居住区的三大使命,以崇州市典型示范点——白头镇五星村农民集中居住区为例,分析了三大解决措施,试图探索出一条具有可借鉴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发展道路,让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居民转变小农思想,明白自己的角色转变,并进一步适应新角色,融入居民生活。
  一、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原则及使命
  农集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而农村城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人”。因此,要实现农集区建设的最终使命,必须坚持以人为主体,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价值标准,以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准则,在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提升,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农集区建设本性及其使命必须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价值取向——特殊性中体现,普遍性中坚守
  农集区建设既要满足群体需要,又要满足社会需要。要实现这两大价值诉求,应该沿着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脉络展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以现代化为重点、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发展原则,既体现普遍性价值,又体现特殊性发展路径。
  首先,确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的市民化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确保农村建设有条不紊地开展,通过资金技术的有效转移,保障农村的现代化,以此推动人的综合发展。以崇州市安阜农集区为例,2015年就已经挂牌社会服务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打造四大空间板块,即老年人空间、妇女空间、青年空间和向日葵空间,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他们开展阅读活动、普法活动、技能培训活动等。其次,农村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人的活动得以实现[1],推进人的综合性发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在这里,人的发展不是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而是强调其发展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从自然属性的人出发,用人口的迁移数量、空间的转换速度来判断人的发展与否,而是要立足于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着眼于“人”的生存结构和发展状态的质的转变。这就需要我们为其营造一个公平、民主、法治、自由的社会环境,保证农民享有相应权利。最后,注重乡村文化与人的结合,着力打造地方特色,彰显不同村落文化的差异性,从而打造求同存异的现代化农集区面貌,为人的市民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打下特殊的文化烙印。
  (二)两类整合——可能性中选择,现实性中转化
  农集区建设的关键看人的综合发展,因而我们必须做到两类整合,即人与物的发展和身与心的发展相结合,从而在发展的可能性中选择最佳道路,在现实性中转化发展理念,最终谋求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和谐发展。
  1.人与物的发展相结合
  新型农集区建设的实质是人的市民化,它实质上是对传统的物的现代化的扬弃。因此在农集区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人的尺度和生产力尺度相结合的原则,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注重经济效益,同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农村建设的推动者和农村现代化的受益者。这就需要我们在人与物的发展中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必须打破利益分配的藩篱,顺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满足顶层设计的新要求,以机制改革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避免出现崇州某社区因利益博弈投机而产生“仇富”心理,扰乱农集区社会治安。另一方面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2]P96,注重共享模式,强调寻求共同的利益,通过发挥各村落的优势来建立整合机制,在人的居民化进程中彰显新农村建设的创造性,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优越性。
  2.身与心的发展相结合
  “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3]P480,这说明农村现代化借鉴了城市发展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农集区的建设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农村质的提升,即以各村落的共同精神为价值取向,以协调村民利益问题为主要脉络,以村民市民化为核心,通过对村民行为和情感的融合,促进村民身与心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核心目标在村民身心的全面发展。新型农集区建设旨在以人的城镇化为目的,故而要以人的生存、发展和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的,是现实的、感性的人,这不仅指人的时间空间的转变,还指的是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增强,更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根本性变化,是转变村民的角色、身份、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让村民由居住民的角色转化为农村主人,逐渐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意识。 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在于各村落的共同精神。不同于城市以契约为缔结纽带,农集区以各村落的信任合作为盟约,体现的是农村淳朴的民风。通过融合各村落先进的文化,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人际交往,这就打破了整个社会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桎梏,破除各村落各自发展的局面,从而推动绿色农村、智慧农村、人文农村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形态的建设。
  (三)发展轨迹——偶然性中前进,必然性中成型
  农集区建设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条新型农村建设道路。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诸多发展途径中的一条,是根据当地农村发展实际,扬弃了传统农村发展的模式,以人为核心,通过城乡互补、优秀文化传承、农村集中规划等新途径来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故而它是沿着一种偶然性中前进、必然性中成型的轨迹发展而来的。具体来说,偶然性表现为方式的摸索创新,必然性表现为这是一种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运动。因而必须尊重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人的价值取向,即人本、和谐、公平。
  首先,基于人和社会的关系审视,须变“物本”、“见物”为“人本”、“见人”。毋庸置疑,作为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实践主体,人乃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集合体。因此,在农集区建设的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就必须是尊重人、呵护人、依靠人。其次,基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审视,须变“征服”、“改造”为“和谐”、“交融”。传统农村发展模式“求大”、“求急”、“求快”,青睐经济、规模、速度,漠视生态、资源、环境的承受力,对自然的强力征服、改造和索取,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谐”、“交融”的农村建设,就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原则全面融入现代化的全过程,坚决走新型发展之路,即要绿色、低碳、集约、智能。最后,基于人和人的关系审视,须变“效率”、“博弈”为“公平”、“共赢”。新型农集区建设不能再片面注重速度、力度,而要更加注重农集区建设的质量、效益,更加重视公平优先原则,实施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欲和发展权,持续消解城乡差别,努力实现公平正义。
  二、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困境及原因
  农集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典型的“物的现代化”,以政府为主导,以外延式扩张为主要发展道路。[4]这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现阶段“人的现代化”、居民化进程仍然非常缓慢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农集区建设困境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发展逻辑导致人的全面发展被异化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农集区的建设,从根本上奉行的是传统发展观念。物质生产本应是发展的手段,人的发展本应是发展的目的,但传统发展观念的发展逻辑却将目的和手段颠倒,把物质生产看作了发展的目的,将人的全面发展异化为工具手段。在传统发展观念的发展逻辑之下,通过建设农集区实现移民只是一个进行土地集中整治的托词。地方实行土地财政,推行“增减挂钩”政策,将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导致土地资源被粗放利用。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将农民、农业和农村排除在全面发展体系之外,是传统发展模式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再一次利益剥夺。农民可支配资源被削减,与土地分离,既难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又被排斥在工业之外。在四川省农集区建设的访谈调查中发现,政府将农民集中安置后,普遍面临着的劳动力流转与土地流转不协调问题,有近70%的农民在“失地”后由于缺乏种地以外的其他技能而处于失业状态,尤其是妇女和老人,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农民分散居住区。改变以上这种发展逻辑,必须以人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这是一种思维逻辑的改变,是“物性”逻辑向“人性”逻辑的转变。
  (二)官僚逻辑限制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作为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在我国农村移民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具体表现为忽视地区差异,无视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把面子工程和政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无心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从而导致农集区建设进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剥夺,缺乏参与意识。农民转移到农集区,认为自身只是被动接受者,不会主动参与到农集区的建设中,使得我国农集区建设缺乏根本推动力。物质要素的作用发挥必须依赖于人的发展,科技、管理等在农集区建设中发挥作用都必须依赖人的因素,作为移民主体的农民,不应被单纯的看成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某种指示而重复地进行一项工作的人。[5]P429主体地位的破坏使农民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只有坚定农民的主体意识,才可以改善农民随波逐流的消极现状。从这个层面来说,人的广泛参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体现,是农村移民的题中之义。
  (三)物理逻辑引发文化服务体系滞后性
  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农集区建设的本质要求,在移民进程中,建立完善的文化服务体系是连接“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然而目前农集区推进的过程中,缺乏对居民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对居民的文化关怀远远不够。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到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过渡过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还缺乏对新环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服务体系的滞后性,加上农业转移人口本身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成为农集区发展的严重阻碍。职业技能的欠缺,专业知识的匮乏,行为习惯的陈旧,思想观念的落后,导致农业转移人口难以适应新的现实环境,给“人的市民化”提出更大的挑战。以崇州市某一农集区为例,在搬入农集区前居民的交往比较频繁,搬入农集区后邻居之间比较陌生交往极少,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我们发现,该区农户在回答“住进新村后,感觉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时,仅有15.8%的农户表示生活变好,有近75%的人表示生活变差了、没变化或变化不大,这一结果和农集区建设初衷背道而驰。此外,该农民集中居住区人们的归属感淡薄,在问卷问及愿意选择的寻求帮助对象时,有58%选择了亲戚朋友,15%选择了同事,20%选择了邻居,仅有7%选择了社区或其他途径。不难发现,小农意识和家庭经济决定了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较强的合作意识。贫瘠的文化服务限制了农民对世界的认知,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建设先进的现代文化,就必须为农民提供充裕的文化服务,转变原有的小农意识。
  三、小农思想的终结与居民意识的觉醒——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的探索
  农集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农民意识转变、融合发展、最终实现移民身份重构的复杂过程,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环境质量、社会保障、城镇管理等方面的协调发展。[6]P80提高农集区质量是我国当前城乡共建的重要任务,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发展质量的最终目标。将农民聚集在一起,以居民身份融入城市文明激流之中,是要实现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道德秩序的形成并实现传统小农模式中某些习俗观念的瓦解,[7]P116要使农集区建设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如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一般,由物性逻辑向人性逻辑转变,坚持以思想为引领,以素质为标识,以生活为中心,最终实现小农思想的终结与居民意识的觉醒。
  (一)以思想为引领,体现本质性
  经济是基础,农民是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新型农集区建设必须在物的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人的市民化。五星村在新村建设过程中,在制度性维度和意识性维度方面始终坚持以思想为引领,不断体现农集区建设本质。
  1.制度性维度:创设农民受益的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农集区建设普遍存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现象\[8\]P4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以人为本的本质出发进行制度性建构,创设农民受益的制度体系,来处理农集区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为此五星村在制度性维度上坚持福利增进,规范农民的居住场所和工资收入,让农集区对农民形成吸引力和向心力,增强农民建设农集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一方面推进居住场所的现代化。首先,五星村结合产业布局,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要求,规划新村建设点位3个,在广泛征求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以常住居民登记为标准,以旅游小村的标准设计房屋,按照1+28标准配置基础设施,尽政府所能为居民提供与城市均等化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如卫生站、学校、停车场、天然气、自来水、雨(污)水管网、光纤、电信、Wifi、智能监控等。其次,五星村充分整合公益性资源和盈利性资源突出公共服务。五星村的3个片区都设有包括医疗服务、老年居家服务、青少年中心、法律援助服务、党建活动、红白事场所等服务在内的“一站式”公共服务站,将空间用于人民群众,将便利让给人民群众。最后,五星村聘请了专业的物管公司、建立了专门管理队伍加强新村的公共管理,如治安管理、物业管理等,各个片区均设有警务室,有专人全天候巡防,同时安装了电子监控设施以便及时掌握新村动态。
  另一方面推进工资收入的稳定化。在农民集中居住后,由于技能单一、学历较低等因素,农民的就业成为农集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五星村坚持产业支撑,合理选择能发挥农民劳动潜能的产业,让农民有事可做:一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档升级。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实现产业规模发展,增加农民产业性收入。二是探索农村产权要素流动。农民自主开发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零星宅基地收储试点,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融资、股份合作经营、租赁经营等,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着力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方式。将政府投资修建公建设施、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折资量化、股权到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四是着力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引导农民自主创业、居家就业、园区就业、就地就业,实现群众就近就业、自主创业,持续增收致富。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五星村从人均4000余元的贫困村发展成为人均13000余元的幸福美丽新村。
  2.文化性维度:小农意识向居民意识转变
  发展农集区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进而维护农民生存发展权利,最终实现“诗意的栖居”。为此,五星村制定了“两大工程”来把握农集区建设的本质性。
  首先是文化植入工程。五星村坚持将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乡土文明的精髓融入传统民俗和村规民约之中。通过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抛弃封建迷信的部分,将优良文化传统融入乡规民约,使风俗习惯所形成的道德约束深入人心。在充分发掘传统乡村治理文化和良俗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宣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兴起“新村风、新乡规民约、新家风、新乡贤”等创建活动。
  其次是素质提升工程。一方面,以创建“依法治镇示范镇”和五星村省级“依法治村示范村”为抓手,通过干部学法用法,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举办丰富多彩的法制文化宣传活动,抓实法制培训教育,着手打造五星村法制长廊和法制广场。开展依法治村工作,制定完善各村《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依法办理各种来信来访,切实做到了“有诉必查,查有回复”。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开展农村全民健身活动,组织符合条件的村民发展民俗演出队、民间才艺团等基层文化组织,丰富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坚定广大村民脱贫致富的决心,激发其爱村、护村的责任感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内生动力。
  (二)以素质为标识,体现主体性
  农集区的建设是一个性质定型和过程变化的过程,它既是农村从传统向现代质变的发展历程,也是农民从农户向居民转换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何种方式来“化”,怎么“化”,“化”哪些内容,“化”成怎样的样态和效果?这需要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角度不断提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笔者认为,五星村在主体性维度和发展性维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主体性维度:彰显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在实施集中管理的同时,五星村积极征求百姓意见,切实保障本村产权人、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本着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自主自愿、双向选择、有偿使用、充分体现产改成果的民主集中原则,采取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五星村的民主集中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方面,完善党组织建设。为统筹推进新村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五星村不断推进党建工作,围绕求真务实、全面实效的工作要求,在新建的农集区设立了由村委党支部领导的村党组织,主要是为了指导社会组织参与,及时调解矛盾、收集民意、宣传政策、服务群众,同时能充分动员一批思想觉悟较高的老党员协助相关工作。这种以党组织的全覆盖带动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既能积极搭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形成民主化、精细化、乡情化的管理服务体系,又能聚人心、促和谐,最终实现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三美示范村”建设。
  另一方面,组建自治组织。作为农集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农民的广泛参与是建设农集区的必要条件,为此五星村的新村建设由群众推选了35名代表进入新村建设领导小组,共同参与项目综合协调、资格审核、方案制定、公开招标、资金管理、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以走家串户和结对联系的形式来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创造性,以村民代表会的形式对民众意见进行收集整理来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获得了农民的理解和支持。
  2.发展性维度:促进农民能力持续发展
  近些年来,五星村始终坚持把富民增收作为扶贫开发的核心,以“1248”的方式节约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公开流转交易,最终引进社会资金发展乡村旅游业,为农民增加就业岗位,培育农民就业能力,实现农民增收致富。首先,着力推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自主开发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零星宅地收储试点,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融资、股份合作经营、租赁经营等,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其次,着力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方式,将政府投资修建公建设施、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折资量化、股权到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最后,着力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开展订单、定向、委托、合作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引导农民创业自主、居家就业、园区就业、就地就业,新增转移农民就业400余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三)以生活为中心,体现价值性
  五星村农集区建设始终坚持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农民意识、体现农集区建设的价值性。
  1.价值新维度:帮助农民解除后顾之忧
  一方面,五星村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实施主体建立专项支付制度,统一了支付方式和支付标准,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财政预算等建立投入增长机制,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农民不仅可以获得股权收入、规模种植补贴、劳务收入等,还能获得养老方面新的保障。另一方面,五星村设立了“问政、问需、问训于民”机制,采取“一对一”结对帮扶方式,量体裁衣制定帮扶措施,通过“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和“结对心连心、我们在一起”活动的开展,考虑农户心理,以信息化、实地化的手段帮扶贫特困群众发展居家就业、就地就业,鼓励农户参与到农集区建设的全过程,引导社会资金参与五星村扶贫开发。
  2.生态性维度:实现人与生态和谐统一
  坚持节能减排,提高土地使用率,推行农村循环生产、清洁生活,这些都是“绿色生态型”农集区建设的关键。为此白头镇五星村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以“值周制”和专业保洁两种模式抓环境治理。一方面,推行“值周制”实现治理常态化。村落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根据本小组农户数量和公共责任区域大小,每周确定由1-2户农户负责本小组公共区域内的保洁任务,轮流排班,张榜公示,责任到户。按户值班,每周一轮,较好地保证了各小组责任范围内的垃圾得到及时清理,环境卫生保持整洁。全镇推行“值周制”以来,各村以小组为单元,广泛宣传,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参与到环境卫生的管理、维护和监督之中,议定适合本组的监督考核制度及办法。有的组落实门前五包,细化保洁责任;有的组外出打工较多,推行以资代劳,聘请在家农户清扫,形成共同遵守、能长期坚持运行的“值周制”工作模式。另一方面,专业保洁实现新村治理高标准。目前五星村将新村保洁、垃圾清运外包给专业保洁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保洁公司一是负责新村卫生清扫保洁,做到随时能接受检查考核;二是负责垃圾清运,做到全村无积存垃圾,日产日清,同时约定相关奖惩事项,确保新村卫生、保洁、管理高标准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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