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和著名理论家。1926年3月，他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后担任政治总教官。在黄埔军校期间，恽代英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九篇文章，提出通过培养责任意识、强化纪律意识、树立榜样和荣誉意识，加强对革命青年理想信念培育；他高度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青年懂得服从、懂得学习、懂得联合；他还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对象以及社会各阶级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党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贡献。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期的思想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导向性，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恽代英的思想主张。
　　［关键词］恽代英；黄埔军校；思想主张；《黄埔日刊》
 
　　《黄埔日刊》创刊于1926年3月，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革命刊物之一。《黄埔日刊》发行以校内为主，并面向社会，另外还采取“赠阅”和“函索即寄”等办法扩大发行。发行量最高峰为1927年年中，“由五六千份增加至四五万份”，而当时国内发行数较大的《申报》和《新闻报》，也不过是数万份。[1]。1926年3月，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恽代英入黄埔军校，任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军校中共党团领导成员，后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近一年时间里，恽代英先后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北伐期中怎样巩固后方》《纪律》等九篇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主张。
　　一、加强对革命青年理想信念培育
　　恽代英先后任教于中华大学附中、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川南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广州第一届青年训育所、黄埔军校、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等。他亲手培育过成千上万名青年学生，这期间，他在当时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特别是“在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时，发表了160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2]。因此，他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在黄埔军校期间，恽代英注重加强革命青年理想信念的培育，特别重视以下几种意识的培养：
　　(一)责任意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广州作为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和北伐战争的大后方，怎样巩固好这个大后方显得非常重要。黄埔军校的学生作为大后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必然对巩固后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恽代英在《黄埔日刊》“革命之路北伐专号”上发表了《北伐期中怎样巩固后方》一文。文章指出：“每个在后方的同志，都要预备为党、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努力巩固后方，与一切阴谋分裂破坏后方革命势力的活动奋斗”。[3]P116在北伐战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恽代英向黄埔的革命军人，向广东的革命青年们呐喊，呼吁大家要担起巩固后方的责任。《革命青年的缺点》一文是恽代英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发表的讲演。在文中，恽代英批评了有些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是为了要自由要平等要理想而来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也是革命青年的缺点，究其原因是青年们缺乏责任意识。他在文中指出：“学校是党的学校，是学生的学校：无论就党员的责任，或学生的责任上讲，都负有使学校‘好’的义务”。“我们要能这样奋斗，不只是专门为不负责任的批评，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国民革命，这才是我们的责任。”[4]P384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通过写文章或者发表讲演等形式，教育军校学生和广大革命青年重视培养责任意识。
 　　(二)纪律意识
　　强调纪律对精神和意志的重要性，在恽代英看来这是革命青年必须懂得的道理。1926年8月5日，他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纪律》一文，专门阐述纪律对黄埔学员、革命军人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文章提出：“我们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我们必须注意纪律的重要。若是养成了无纪律的生活习惯，精神是不会能团结的，意志是不会能统一的。我们需要更严整我们的纪律！只有严整的纪律，可以保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的成功”。[5]P118-119他要求黄埔学子用纪律严格管束自己，保持团结，防止反对派引诱少数同学做越轨的事情。他号召大家“我们要努力巩固后方，尤其要巩固我们黄埔的团结。我们要用严格的纪律建造起我们的铜墙铁壁，剔除一切不守纪律的分子”。[5]P119此外，恽代英还把纪律意识看成黄埔军校的软实力，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他认为黄埔军校的责任和目的是努力完成国民革命，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一种力量把大家团结起来。在他看来，“纪律是惟一有效的工具”。并认为要遵守纪律，必须舍弃一些个人自由，“违背了党的主义，是反革命；是我们的敌人；不遵守纪律，也一样是反革命；亦一样是我们的敌人”。[4]P383恽代英把遵守纪律与否上升到是否反革命的高度，足见他对革命青年强化纪律意识的重要程度。
　　(三)榜样意识和荣誉意识
　　廖仲恺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国共两党内享有崇高威望。1925年8月不幸遇刺身亡，与他同时被刺身亡的还有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秋霖。1926年8月，在两位先生遇难一周年之际，恽代英在《黄埔日刊》上发表《我对于廖陈二先生的印象》一文，表达对二位先生的敬仰与哀思。文中恽代英回顾了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军政统一、黄埔军校的建立、广东工农运动发展做出的贡献。赞扬“他真是不怕劳苦的，真是不怕怨谤的，他为了这样的努力的结果，死于凶人枪弹之下。廖先生的精神，都是我们所应当仿效的”。文章最后说：“让我们中间产生许多廖先生与陈先生一样的人，这样，便可以使廖先生和陈先生含笑瞑目于地下了”！[6]P129-130恽代英通过宣传廖陈二位的先进事迹，号召青年学生继承他们的精神，在革命实践中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做一个对革命有益的人。除了教导黄埔军人有榜样意识外，恽代英还注重革命军人荣誉意识的培养。作为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在第四期同学毕业之际，为第四期的同学录写了序。在序的开头，他对“黄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黄埔是新中国的建造者，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为被压迫的中国四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他还说黄埔前三期毕业的学生是第四期的榜样，大家身上都承载着“黄埔”精神，一定要倍加珍惜。他劝勉同学们千万不要做一点点玷污革命，玷污黄埔精神的事情。他在序的最后勉励大家，“凡列此同学录的，一个人的行为，都可以影响全体同学的名誉，与‘黄埔’前途的光荣。你们是‘黄埔’队伍的主力军，你们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战士；你们的胜利，是中国全民族的胜利”！[7]P126-127恽代英希望黄埔的每位学生都能树立起荣誉意识，在黄埔精神的引领下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让黄埔精神世代相传。
　　二、重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在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军校的政治部如同虚设，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建立了政治部工作制度，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才步入正轨。“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8]恽代英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他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编写、撰写了《政治学概论》《国民革命》《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教材、论文来阐发军队建设等问题。其中由他起草刊载在《黄埔日刊》上的《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以下简称《大纲》)一文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论述尤为突出。在《大纲》的总纲中，恽代英认为军队的学生应该依据十个条件来计划施行政治训练，这些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懂得服从
　　就是服从党、服从领袖、服从党章和军纪。总纲开头就明确指出：“我们国民政府创立这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目的，是要完成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使命。所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一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下列遗训为最高原则”。[9]P353这句话说明黄埔的一切工作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服从总理的遗训，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使命，让学生们自觉认识到开展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黄埔军校期间，恽代英还提出了“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的观点，他反复要求军校的每一个长官和学生，都要站在党的观点上讲话。[8]此外，他还强调服从党章和军纪的重要性。他说：“一个革命党员要为革命的利益牺牲所有的个人自由，在军队组织上说，把他的自由献给军队，在党的观点上说，把他的自由献给党。若是主张个人的自由，不屑遵从党章与军纪，便是叛党叛军的行为”。[9]P355恽代英把不服从党章和军纪上升到叛党叛军的高度来认识，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在他看来，懂得服从是对革命军人的必然要求。
　　(二)懂得学习
　　黄埔军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受地域、风俗、教育背景的影响，学生们掌握的知识和思想觉悟不尽相同。为了便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对他们加强学习教育就显得非常必要。首先，“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本党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决议案之要点”。[9]P354通过对党的主义和学说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更好的认识党，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避免被别人误导以丧失革命斗志。其次，“使学生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使他们因此更能了解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意义”。[9]P355通过学习社会科学常识，学生们能够去除他们过去所受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其革命理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同时亦注意中国重要各省市与乡村政治或社会经济情形”。[9]P355这就需要学生们阅读大量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和资料，通过对比中国与它国、中国城市与农村等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从中总结出规律。这既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反动性，同时又能深刻体会本国民众遭受的苦难，增强他们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恽代英在《大纲》中安排学生学习这些知识，就是为了让这些知识影响学生们的价值观，内化成他们追求革命的动力。
　　(三)懂得联合
　　就是学会联合工农商学各阶层的民众。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前，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资产阶级政党，采取单纯地依靠武装起义或者联合其他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的策略，导致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缺乏与底层民众的结合，没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共同革命。国共合作后，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党员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军校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学员了解国民革命的实际情况以及联合工农商学各阶层对革命的重要性。恽代英在起草《大纲》总纲时明确要求：“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努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9]P355在他看来，一个党的生命不能维系在一两个革命领袖的人格上，而需要更多的同志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义，党的主张才能很好地贯彻。在联合时要讲究策略，不要妨碍各阶级的联合，也不要妨碍工农势力的发展。在教育官兵懂得联合工农商学各阶层的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怎样打仗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民革命军与旧军队区别的显著标志。
　　三、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经历了由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探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恽代英是党内较早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进行研究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4年4月，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恽代英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智识阶级”“商人阶级”“俸给阶级”“绅士阶级”进行了初步的经济分析，并得出结论：他们都是不可靠的。[10]到黄埔军校后，恽代英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性质与对象
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恽代英明确指出，中国领土权的丧失，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的存在，以及海关、邮政、铁路等事业都被列强所操纵，这证明中国不啻成为一处半殖民地，也可以说是一个半亡国。[11]而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造成的。恽代英认为，“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控制了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打倒了弱小民族本身的农工生产事业时，所发生的反抗运动”。[9]P354在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后，恽代英认为：“现在压迫中国民众最厉害的，是帝国主义，及与之狼狈为奸的军阀，所以最急要是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革命”。[12]P376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国民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二)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1926年12月，恽代英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上作了《工农商学联合政策》的讲话。文章首先分析了农工的生活状况，认为“处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不论何阶级，都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其中要以农工们所受的痛苦为最”。[13]P385然后又分析了商人和学生的悲惨境遇，认为农工商学这四种人生活上都是感受痛苦的，同时都是需要革命的。虽然他们的利益各不相同甚至还互相冲突，但他们有联合的可能，因为这些阶级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恽代英特别强调在各阶级的联合中，最重要的是要认清工农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农人数多，受压迫程度大，革命积极性最高，“我们必须设法使农工群众越发团结，越发有力量，国民革命，才越发有成功的希望”。[13]P386经过对各阶级的分析，恽代英得出结论：工农商学应联合起来，但在联合时要注意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和要求，灵活运用联合政策，学会妥善处理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
　　恽代英在深刻分析中国国情和工农商学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敏锐地意识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并认为工农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力量。这些思想，既推动了北伐战争中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又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启迪。特别是他《工农商学联合政策》一文中体现出的各阶级联合的见解，以及对不同阶级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的策略，蕴含着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思想的重大发展，对我们党以后统战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总之，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期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讨，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黄埔军校时期是恽代英一生中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恽代英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一)系统性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期间给学生讲授的内容不仅仅限于思想政治、党纲党纪方面，他还经常发表一些对国内国际时事的评论，并要求学生阅读并观察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现象与问题。比如，在《前一周时事述评》一文中，恽代英从法国政局的右倾、英国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美国的道威斯计划等国际形势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并认为“我们外恃世界革命之潮流，内恃工农与革命同志之严密团结，终久要打倒一切反动势力”。[14]P125从他制定的教育大纲可以看出，学生学习的知识非常系统，涉及政治、经济、财税、军事、历史、农业等各领域。
　　(二)前瞻性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对一些问题的分析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前瞻性。比如，他在对中国各阶级的准确分析时，认为各阶级利益各不相同，在联合时会有矛盾，因此，要有心理准备，要尽可能照顾到各阶级的利益，并断言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根本的依靠力量。这些思想被后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三)导向性
　　恽代英的文章既有理论性又通俗易懂，深受当时革命青年的喜爱。因此，他的思想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比如，他对“革命”和“革命性”区别的认识、对自由和责任以及平等和纪律的认识，对黄埔学生和广大革命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郭沫若所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11]由此可知恽代英在当时革命青年心中的地位。
　　总之，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期间的思想非常丰富，形成了一些理论价值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主张。这些观点主张不仅为军校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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