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思考和谋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藉此有针对性地镜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在判定工业化实施步骤、资金来源、发展速度和完成标准等方面提出了重要见解，进而构成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建构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相关思想既有继承亦有超越。
　　［关键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抑或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任务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党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要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变几亿的农民和成千万的个体手工业者为合作社集体劳动者。为此，就必须“具有符合这个伟大事业利益的思想、知识和能力，就必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备”[1]P3。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中，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工业化问题的。于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程《教程》)就成为毛泽东和中共认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关问题的参考依据，进而构成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建构的关键因素。相较于在实践层面上的积极价值而言(帮助确立工业建设体系)，《教程》在理论层面留下了需要持续反思和消解的现代化难题。因此，研究《教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影响，对于正确反思我国工业化的历史并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镜鉴，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关于工业化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历史课题，即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问题。列宁认为，发展工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2]P399，斯大林更称之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和“钥匙”[3]P81。及至《教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点：
　　从阶段性上看，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活跃工业是首要的任务”[4]P277，因为强大的工业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重要方式。从起点上看，在和平建设时期要想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宏伟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因为这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开始的基本环节”。[4]P301-302从路线上来看，《教程》援引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认为苏联“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党所面临的“迫切的问题”和“中心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即是说，“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从作用上看，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4]P305简而言之，《教程》所强调的工业化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要以工业化为逻辑起点，二是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是工业化的目标。
　　上述工业化思想，曾长期影响着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思路的判定和设计。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关注苏联解决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法，并认为“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5]P69。随着延安时期以《教程》为“中心材料”的理论学习的进行，中共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逐渐形成了“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6]P1081的工业化思维。究其缘由，无论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还是建设新中国，“都必须发展工业”，否则“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6]P1080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而他之所以提出上述工业化思路，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即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是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起点，只有通过发展工业来为农业生产提供机器设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思想及时地转化为党内共识和国家政策。《共同纲领》第三十五条规定，工业建设“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基础”。[7]P9刘少奇在1950年谈及工业化时曾指出，中国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除了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统治的因素外，工业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而“为保卫中国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8]P3-7周恩来也在1951年的政协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己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9]P151-152
　　及至1953年，中央明确提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且把现有的非社会主义工业变为社会主义工业，使我国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发达的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10]P701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也强调“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的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10]P704。
　　中共领导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工业化的思考，与《教程》中关于工业化的相关思想相契合。概括地说，它一方面反映了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共立足实际的一种理性判断。
　　二、关于优先发展社会主义重工业问题
　　任何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都面临一个工业化路径选择的问题。苏联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时，所依据的是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根据《教程》的概括，一是工厂陈旧和技术落后，需要以新技术加以改造；二是工业基础狭窄和缺乏机器制造厂，需要建厂并以现代化新技术装备起来；三是以轻工业为主，受到重工业基础薄弱的阻碍。[4]P309-310由此，联共(布)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任务”是“侧重发展重工业”。具体的政策就是，“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教程》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4]310对此，斯大林说的更为明确：“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1]P112-113恰如《教程》援引的数据所示，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446亿卢布投资总额中，工业(含电气化)为195亿卢布，运输业为100亿卢布，农业为232亿卢布。[4]P327
　　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教程》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核心思想。从苏联当时经济技术落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等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来看，采取这一工业化模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建设路径的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后进’国家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政治当局的愿望的条件下，由国家积极创导和参与、利用会使西欧各国认为极端的方法和体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突出范例。”[12]P91而对于东方国家，尤其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样作为经济发展及技术落后的国家，中国也期待着采用这种“国家导向的赶超型现代化”[13]模式，也即非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实现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究其缘由，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只是“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能磨面粉，能造纸，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4]P329。苏联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思路，在思想认识、政策制定等方面，影响着中共工业化理论和实践。但是，中共领导层并非从建国伊始就形成以重工业为中心共识的，而是期待先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发展轻工业，然后再过渡到发展重工业。正如1950年刘少奇在《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中所言：“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8]P4刘少奇认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而没有资金，没有数百亿银元的资金投资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那就不要想加快我们的工业化。”[8]P5-6
　　不过，这是刘少奇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稿，充其量只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全党的意见。实际上，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14]P80，自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尚也不可能被提上中共重要的议事日程。随着1951年前后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抗美援朝战局的渐趋稳定，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路，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如何编制，从何着手？苏联经验就成为重要的参照标准。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15]P298
　　这个经过“苦苦思索”得出的答案，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中苏联经验的影响赫赫在列。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借鉴此种经验，是“少走了一些弯路”[16]P23。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即强调：“从1953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4]P207可见，当时中共领导层已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
　　1952年5月，全国财经会议召开。李富春在关于“一五”计划指导思想与分行业计划的报告中强调：“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17]P421随后，中央发布《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确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工业建设方针，以此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同年12月，在中宣部发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明确规定“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0]P705。同时，该提纲还指出：“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后要学习榜样。”[10]P706可见，中共对着重发展重工业充满了期待，已经将其提升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当然，中共选择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除了源自《教程》及其相关思想理论的影响外，也与苏联直接的经济援助有关。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搭建了建国初期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美好“愿景”。更何况，这种“愿景”让中共充满了希望，正如《人民日报》当时所言：“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18]
　　从总体上看，中共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解决实现国家工业化、迅速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战略选择，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学说。尽管存在着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风险，但是对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
　　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首要难题就是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教程》认为，苏维埃国家根本不能靠“龌龊”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获得工业建设资金。但是，工业化投资所需的巨额投资，既无外国贷款，又无富裕国库，所以“必须在国内找到资金”及其“积累泉源”。就其具体途径而言，一是十月革命时从资本家手中夺来的工厂、土地、银行、运输业和国内外贸易，二是国营工厂、贸易、银行和运输业所得到的利润，三是废除沙皇政府外债减轻负担，四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免除的农民向地主缴纳的税金等。同时还需要实行节约制度。[4]P311
　　如何获取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也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工业化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其实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19]P336毛泽东关于工业化资金来源的观点，体现出中共领导人开阔的思路和开放的思想。[20]P377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又指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14]P207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14]P208。这是通过内部挖潜的方式，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1952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也强调：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以重工业为重点，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苏联的经验表明，这主要地不能依靠旁的来源，而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所以，“要依靠全国人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生产，实行严格的节约，贯彻经济核算制，……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能不有相当的限度；它必须服从生产的发展，它的速度必须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同时，还要学习苏联人民节约开支积累工业化建设资金的精神，来建设我国的工业。[10]P712
　　1955年，毛泽东关于积累工业化资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14]P432-433
　　进而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开始突破苏联一味剥夺农民的工业化积累方式。在他看来，“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6]P25
　　经过过渡时期的不断探索，中共逐渐形成了一条依靠增产节约和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道路，在继承苏联依靠内部积累筹措工业化资金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这一思想。四、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问题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工业化的速度，是后进国家赶超型现代化的显著特点，反映出其急于变革国民经济落后状况、构建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据《教程》所述，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1929-1930经济年度，苏联工业的份额超过农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3﹪，工业化发展速度和效果可见一斑。《教程》更援引斯大林的报告认为，苏联“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为了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情形，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同企图减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最坚决的斗争。”并且，“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4]P343高速度似乎成为苏联工业化的灵魂。
　　如果从苏联当时所处国际国内环境考察，高速发展工业具有历史合理性，因为苏联也面临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教程》指出：工业建设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4]P346到1933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历时4年3个月，《教程》认为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4]P351《教程》所反映的工业化速度和时间表，鼓舞着年轻的执政党，也增添了中共的信心，他们也期待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其实，认真考察《教程》，上述思想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或工业化发展要高速进行，二是用高速度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共领导人对这两个问题也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修正。一方面，在工业化所需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思考较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经指出，实现工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22]P474毛泽东的这一判断还是初步的思考。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较以前更为乐观地提出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表。在参考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表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之一，是要在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工业化。随后不久，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将“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的时间期限表述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来达到目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工业化所需时间的判定处在不断的摸索之中，其中受到《教程》中“10年”跑完资本主义国家50年至100年工业化发展历程的影响较为深刻。
　　1953年底，经毛泽东主持制定，由中宣部发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对工业化时间表又做出新的表述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10]P701-702提纲指出，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任务大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加上三年恢复的时间，实则为18年，必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奠定国家和社会的唯一基础。
　　两年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重申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坐实为三个五年计划。而“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14]P38不过，“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4]P399
　　随后，毛泽东关于我国工业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发生了明显转变，在八大前后曾几次提出超过苏联工业化速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23\]P476
可见，毛泽东对于经济高速度，尤其是工业化的速度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这就为随后实施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以及发动“大跃进”运动，奠定了思想前提。苏联工业化思想所造成的中国工业化实践偏误也逐渐显现。
　　另一方面，在确定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上，李富春的思考较为具体。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在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编订应注意的问题中，对此做过详细的说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不同，工业速度要决定于：(1)对资源情况的了解；(2)现有设备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3)建设力量的大小(包括地质勘察力量、设计力量和施工力量)；(4)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必须考察与计算这四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同时，还要注意生产与基建结合，新建与原有生产能力结合，以及工业的地区分布。在开始建设时期，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与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又要着手建设新基地；必须注意新厂与旧厂、大厂与小厂的配合。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才能使我们的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不仅要可靠，而且要积极，那就是需要经过努力才能完成。不用努力就可完成的计划是保守的计划，也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在反对冒进的同时，还要反对保守。”[10]P403
　　从上可见，李富春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设定的考量，既有对苏联经验的借鉴，也有实事求是的分析，贯彻了中央关于稳步前进，既要反对冒进，又要克服保守的建设思维。
　　五、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标准问题
　　何以衡量工业化是否完成，需要一个界定的标准。《教程》在总结苏联“一五”计划的基本成绩时，认为“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百分之七十”。[4]P351-352斯大林关于工业化率的标准认定，不仅成为苏联，更成为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工业化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沿用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标准，以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界定依据。1953年6月，毛泽东在谈及国家工业化问题时，认为工业化的标准就是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七比三。而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中，虽没有具体规定工业化率，但是认为“使现代化工业能够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10]P704，是国家工业化的标准。从实质上看，这一提法与毛泽东的“七三开”内涵相同，但以此作为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不可避免存在片面化问题。
　　随后，中共领导人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工业化率标准的偏狭，并试图经过进一步探索加以完善。1954年5月12日，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在《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经过逐步的相当长的时间，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24]P54虽然李富春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从“质”上进行了规定，但仍比较模糊，而对于“量”的规定则较为明确。由此可见，《教程》中的工业化率对中共领导层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匮乏，在借鉴苏联经验中照搬照抄不无关系。
　　及至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工业化标准的认识不断成熟。在起草中共八大开幕词时，毛泽东对工业化标准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23]P529
　　尽管此时毛泽东没有放弃斯大林的工业化率标准，但难能可贵地是，毛泽东也在实事求是地思考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标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斯大林标准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毛泽东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准认识更为理性，也反映在之后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识中。毛泽东认为，即使我国1958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6﹪，1959年有可能超过70﹪，我们还不能宣布实现工业化，因为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盲目宣布“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25]P125只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才能保证我们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保证国家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思考和谋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程》的相关思想既有继承亦有超越。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学习苏联运动的推动下，《教程》在中国得以社会化地系统推介，既促进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理论构建，同时也深受苏联工业化思想中的僵化和模式化的消极影响，乃至构成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持续反思和消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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