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召开，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当时党和军队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被誉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朱德、陈毅组成了红四军年轻的领导集体，他们在分歧和争论面前表现出的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坦荡无私、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令今天的我们敬佩。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
　　古田会议召开前，在永定的湖雷、上杭的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和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围绕着建军原则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作为争论的一方，年仅36岁的毛泽东虽然年轻气盛，但在分歧面前没有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利益，而是以对党和军队前途命运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毫不退缩、一心为党，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担当。
　　1929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红四军内部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主要由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从旧军队过来的士兵们组成的红四军，在其内部滋长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再加上红四军领导人缺乏一致认识，各种错误思想在红四军党组织内迅速地蔓延。
　　毛泽东站在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要克服当前红四军的各种错误思想，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彻底改造红军，否则红军将有脱离无产阶级立场的危险。
　　他在《六月来信》中曾深刻指出，整个红四军党内“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或者说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成为“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必须认真对待这“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然而，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他的红四军建党、建军的思想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甚至形成了猛烈的冲击。
　　这时，毛泽东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更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坚持真理，始终坚信这种讨论的深入只会有利于党的进步。
　　毛泽东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相反，只有把争论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毫无怨言，一心为党
　　毛泽东在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期间看到自己关于红四军建党、建军的思想与主张得不到支持和落实，感到心情沉痛，责任重大，他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办法意图加以纠正和解决。
　　1929年5月底和6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湖雷、白砂召开两次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党组织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他在会议上提出一个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在白砂会议召开之后，由于红四军复杂的状况，毛泽东被迫请求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领导岗位。此时的毛泽东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和阻挠，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在6月中旬写出一篇7000余字的文章，总结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红四军党组织内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选举了新的前委，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则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
　　不计得失，奔走操劳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毛泽东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
　　然而，毛泽东没有停止战斗，依然忧党忧军。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样艰难和孤寂的日子里，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还写下了心情畅快、意气豪迈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在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从上海返回红四军后，朱德、陈毅代表红四军广大官兵的期望，请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领导岗位时，毛泽东没有任何怨言，更没有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是在“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的情况下，坚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会前准备工作。
　　贺子珍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十二月的闽西，雪花纷飞，他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在毛泽东的奔走操劳下，部队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为古田会议成功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摘编自《红广角》2015年第4期 阚延华 付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