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无数革命先辈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种精神是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战胜艰难险阻、争创第一等工作、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强大力量。正是在苏区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苏区的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诚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苏区的教育事业呈现新气象。正如苏区山歌唱道：“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儿童义务教育。“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免费与小学教育的优待，至少需做到由政府供给小学学生的书籍与文具费用，和小学教员的伙食。”中央苏区对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主要是通过创办列宁小学来实现的。
　　苏区的儿童义务教育是比较规范的。中央教育部颁布的《小学管理法大纲》，对列宁小学的设置、组织、编制、任务、设备及小学与群众组织的关系等，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规定。例如，列宁小学使用中央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统一编写的课本，教材内容联系实际，浅显易懂，把革命知识和科学道理用通俗的语言播种到儿童幼小的心田。其中，初小国语课本《菩萨没有用》中就这样写道：“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怕火又怕水。菩萨有嘴不会说，有耳不会听，有眼看不见，有饭不会吃，有衣不会穿。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在老师的讲解启发下，孩子们下课后跑到村头的神庙，将供奉的菩萨从神台上推下来，剥去衣服，劈成柴火送给军属，还把大大小小的兵符、牙旗、围布拿回学校作演戏的道具。学校通过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既激发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也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判断能力。
　　经过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中央苏区的列宁小学设置基本满足了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需要。与国民党统治时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
　　苏维埃政府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使苏区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一批红军学校和干部学校，使干部教育初步形成了一个军事干部教育与地方工作干部教育相结合、中央与地方相结合、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相结合、培养高中级领导干部的高等教育与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中等专业教育相结合，学制上长与短相结合的干部教育体系。
　　中央苏区在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连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苏区的教育时说：“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匪化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中，以红色戏剧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在战争的硝烟中，如烂漫山花，在苏区的大地上昂然绽放。业余性质的工农剧社演员队伍不断壮大。由工农剧社开办的戏剧训练班，为地方和红军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演员。以这些演员为主组成的剧团，因演出时都穿蓝色衣服而取名蓝衫剧团，专业性质的蓝衫剧团演员队伍发展到六七百人。
　　“一苏大会”后，李伯钊、钱壮飞等在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率先成立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随后红军各军团也相继成立业余剧团。剧团的演出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八一剧团扩大组建为工农剧社，下设七个部门，实际上成为整个中央苏区戏剧活动的业务指导部门。李伯钊为该剧社写了社歌：“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各级各地的苏维埃剧团，经常带着背包和干粮，深入前线和农村，热情地为红军部队和苏区群众演出。
　　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为苏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深受苏区军民喜爱的戏剧明星。他们中有李伯钊、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赵品三、石联星、危拱之、韩进、施家“四姐妹”（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和小童星丘兰、郭滴海等。他们以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为素材，以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为舞台，创作并上演了近300个现代戏剧、舞剧和活报剧。
　　他们的作品和演出，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颂扬了苏区的光明世界，鞭挞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丑恶，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国民党军，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战争的巨大作用。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和政府大力加强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普及，这无疑给长期固守在狭小土地上的农民打开了一个新鲜而神奇的精神天地，苏区群众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平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处焕发出强烈革新的气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受到苏区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道：“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由于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了红军和赤卫军，耕田种地的担子便落在妇女的肩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宣传和帮助下，苏区妇女冲破旧习俗的束缚，发扬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如犁耙、莳田等，许多人还成为生产能手。兴国县长冈乡共产党员、妇女主任李玉英就是其中一名杰出的代表。她不仅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劳动模范，还受到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嘉奖。长冈乡的经验推广到江西全省苏区。为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1934年春，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戒毒禁烟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改变旧俗陋习的又一表现。苏维埃政府自成立起，当即明令宣布禁烟，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众性封烟馆、惩烟贩、烧鸦片的禁烟运动。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不遗余力地清除迷信这一社会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苏区群众推倒阎罗，烧掉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如著名的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室，就是以瑞金叶坪的谢氏祠堂改造而成的。即使从前逢年过节时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之类的对联，如今也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内容。
　　通过整治，苏区内没有流民乞丐，不见赌徒娼妓，难寻鸦片烟鬼，鲜闻抢劫行凶，一派安定祥和的社会景象。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