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关键之举
来源:《365体育投注365bet学报》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01-12
  贺善侃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5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第一,改革理论创新,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首要前提。我们党在这五年中取得的改革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制度创新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制度保障。第三,实践创新在于精准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效。五年来的改革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关键之举。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道路自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
  [作者简介]贺善侃(1947—),男,湖南长沙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与社会经济、领导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之后,我们党作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充分释放着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造活力,给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带来前所未有的获得感,极为有效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
  一、改革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更明
  全面深化改革之“新”,是相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言的,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是新的,表现在:其一,基础不同:1978年的改革是零起点,改革的基础是长期的封闭半封闭,实现的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化;新一轮改革的基础是35年改革的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所要实现的是向深层次改革推进。其二,水平不同:35年前的改革是初步的、探索多于自觉,涉及领域比较单一,新一轮改革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领域宽广,我党指导改革的指导思想更为明确,人民群众改革自觉性更高,对改革的期望也更高。面临新的形势,要让新一轮改革取得成效、赢得民心,必须要有新的指导理念、新的理论基础。
  改革理论必须创新,这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首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地破解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难题,实现了一次次改革理论创新。我们党在这五年中取得的改革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第一次”上:
  (一)第一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P3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2]P71一是准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句话规定了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准确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和根本,规定了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效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调整、碎片化地修补。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显然,这种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改革当然是全面的。
  (二)第一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全新的提法。十四大、十五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加大了市场基础作用的范围和广度。十七大对市场基础作用加了修饰词“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十八大又进了一步,加上了“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但所有这些提法都未脱离“基础作用”的范畴。
  以上提法的变化过程清晰、生动地体现了我党对市场经济作用认识的一次次飞跃。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理顺“两只手”,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随意而为,但也不能无所作为。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好“守夜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第一次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1]P7即“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趟深水,过险滩,“导航仪”不可或缺。有科学的顶层设计,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径;有明晰的系统谋划,才有扎实的改革措施。缺乏顶层设计,改革难以凝心聚力,改革难以避免碎片化。正如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当下已进入改革深水期,一项改革措施如果触及利益格局,就会引发矛盾和阻力,必然要求中央抓顶层设计,来协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等利益关系。
  有的改革不仅要顶层设计,还要顶层推动。如“法治中国”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强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等,无不需要顶层的推动。
  在强化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的同时不可忽略尊重基层首创,这是改革的群众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1]P60只有上下呼应,良性互动,改革才能卓有成效。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唯物辩证法智慧。
  (四)第一次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大判断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转折意义新趋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高度概括了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深刻的趋势性特征,清晰阐明了这种趋势性变化的内在逻辑,为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战略指导,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将整体迈入一个以提升质量为中心的时期。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把经济发展的基点放到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上来,依靠创新来引领、依靠知识和技术来提升。
  “经济新常态”是关系我国改革大局的重要判断,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第一次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继“经济发展新形态”之后的又一个新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提出,明确了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对引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冲破“姓社姓资”思想束缚,推动第一轮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党及时提出“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的“两个是否”的评价标准,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重要指导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两个是否”的演进,体现了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
  “两个是否”强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推进改革理论创新的价值起点。“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和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人民”,其最终目的,是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七)第一次提出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深入的新发展理念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提出和确定的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这五大发展理念,内涵丰富,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五大发展理念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明确了:(1)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2)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全面”的重要保证,提升发展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的有力保障;(3)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基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5)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选择。
  二、制度创新: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制度保障
  
“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体现出来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制度安排”“制度完善”“制度保障”“制度衔接”……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把“制度”提升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词;而“制度创新”,则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实依托和切实保障。
  制度创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一能保障公众利益,增强群众获得感;二能激活改革动力,增强群众存在感;三能提升治理能力,增强群众安全感。
  (一)制度取向是新一轮改革的鲜明特色
  “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P7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目标。“制度体系”“制度定型”是党的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概念。这些概念让世界看到新一轮改革的制度取向之鲜明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创新”始终聚焦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党和政府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方案和细化规定。细览中央深改组审议的文件,既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价格机制改革等重大举措,也包括足球改革方案、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等具体安排,还包括自贸试验区、司法体制改革等试点方案。相关意见刚一通过,配套措施就紧跟出台。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成熟一项推进一项,促进制度建设形成整体合力。
  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的系统推进;不是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要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纵观中央深改组推出的近200份规则、方案、意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法治等多个领域,尽管内容各有侧重,但均着眼于织密制度之网,为改革搭建起制度框架。
  制度创新不仅涵盖社会方方面面,而且涵盖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修订了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逐渐织密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修订的党内法规共计90多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二分之一。其中包括党章1部、准则2部、条例10部、规则6部、规定21部、办法9部、细则8部。出台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一个五年规划,首次开展党内法规清理。在制度创新方面,创造了若干个党史上的第一次,让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出台的重要文件和党内法规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系统化,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制度创新释放红利
  1.制度创新释放出破解民生难题的红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出实招,旨在破解民生难题。多年来,留下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困扰着民生。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五年来,农民工“欠薪顽疾”、无户口人员落户和异地办理身份证问题、“特困救助”难题、“舌尖上的安全”问题、“住有所居”民生难题以及“困境儿童”难题等许多民生难题都通过制度创新得到不同程度的稳妥解决。民生指数持续上升。五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44.3%。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准,在全球九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了全民教育目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超过13亿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超888亿。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人均寿命76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岁。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民生难题的破解,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2.制度创新释放出以法治促改革的红利。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以制度为保障,让法治与改革相得益彰,成为十八大以来改革“制度超越”的重点。
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二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重要论断,鲜明指出了“改革”与“法治”的辩证统一,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一开始就纳入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在实践中不断诠释着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首先,法治解决了“轨道”问题,确保改革稳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后,这项政策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而是等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相关法规的修订完成。可以说,身处全面依法治国的宏阔背景,无论是试点创新还是制度突破,彰显法治精神、获得法律授权、遵循法定程序成为改革的大前提。“于法有据”,既以法律为改革者撑腰,也防止“乱改”损害群众利益。
  其次,法治解决了“保障”问题,固化改革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陆续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文明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为绿色发展“保驾护航”。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被誉为“史上最严”。被称为“气十条”和“水十条”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5年4月发布实施,各有十个方面35项具体措施。“气十条”和“水十条”发布后,各地以水环境质量考核为抓手,突出重点流域、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一些地方一度不能洗涤、不能灌溉的河流,水质改善,恢复生机。同时,各地多措并举防治大气污染,提升了“气质”,减轻了公众的“心肺之患”。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338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同比下降7.4%;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50微克/立方米,其中161个可比城市同比下降11.3%。2013—2016年,长三角地区PM2.5浓度下降了31.3%;珠三角地区下降了31.9%。京津冀地区五年来PM2.5浓度下降了33%;北京PM2.5浓度从每立方米169微克下降到了每立方米72微克。
  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3月印发的《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明确“三步走”,到2017年实现全面停止全国天然林商业性采伐。重点国有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的发展新阶段。
  最近发布的我国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与第四次监测结果(2009年)相比,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1980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状况,呈现整体遏制、持续缩减、功能增强的良好态势。
  前所未有的生态保护投入和力度,使得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持续增加,居于世界前列。截至2014年底,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达2729个,占陆地国土面积14.8%。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类得到保护,大熊猫等一大批重点保护和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壮大。这些都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结果。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形成20多项制度成果,从厉行节约到党内监督,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以法治固化改革成果,才能避免出现“拉抽屉”“翻烧饼”,持续释放出惠及民生的改革红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4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把全会提出的190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这样一个细节也说明,法治本身就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中,法治与改革相得益彰,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铁三角,让全面深化改革踏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靠制度创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1]P7这一表述鲜明地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也更加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之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太强,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将调整自身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涵盖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各领域的改革都要围绕这条主线。
  纵观国际经验,那些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共同点就是市场失灵、政府和市场关系紊乱。正因此,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制度划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边界,让市场与政府各归其位,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制度超越”的关键。
  一是靠制度创新“限权政府”,规范政府作用。
  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三张清单”,写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方向所在。
  二是靠制度创新“简政放权”,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
  截至2016年5月,全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废止规范性文件11073个,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凡此种种,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是靠制度创新“放权市场”,激发市场活力。
  “限权政府”“简政放权”,旨在“放权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突围,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入农村土地经营权构成“三权分离”;还是在商事制度改革中发力,从“零门槛”办公司到推行“三证合一”,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巿场活力大大增加……无不在于打造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关系,以制度厘清二者边界,管住政府、激活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土地流转改革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财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的侧重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有的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多的则体现于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构建起规范市场与政府行为的制度体系。
  三、实践创新:以精准落实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效人们对新一轮改革的期待比以往更高,新一轮改革面临公众的利益诉求比以往更多。如何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成效,让人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获得感”中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十八大以后五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实践创新是精准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效的唯一途径。
  (一)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创新的出发点
  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他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正是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直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难题和挑战的产物。
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些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提醒我们改革、发展远未到可以马放南山、高枕无忧的时候。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途径即是深化改革。如何闯关夺隘,更好地回应人民诉求,关系到改革的号召力,也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革除沉疴,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成了十八大以后五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创新的出发点。
  (二)冲破藩篱: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创新的主攻方向
  由于新一轮改革所触及的都是深层次问题、硬骨头,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前者意味着“难”,后者意味着“险”。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喜欢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的深化,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需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又需“自我革新”精神。
  与过去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很难让所有人兴奋。无论简政放权,还是调节收入,改革都不可避免会触碰一些固有利益,甚至遭遇某种“利益矩阵”。换句话说,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自己的利,不是每个部门都愿改,也不是每个群体都想改。那种“会有风险”的说辞,“再等一等”的要求,莫不因此而生。“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正是深化改革的艰难之处。可以说,与35年前的改革相比,这次新一轮的改革阻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自己阵营内部,因而更难消解。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实践创新,必须聚焦冲破利益藩篱这个主攻方向。
  十八大以后的五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把握“新常态”大逻辑,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政治体制改革围绕治理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反腐力度,深化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旨在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制度建设、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致力管好“关键少数”……凡此种种改革措施,无不涉足深水、攻克艰难,冲破利益藩篱。
  (三)精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创新的落脚点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宏伟的改革规划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落实、落小、落细”实际步骤;离不开“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改革步骤的实施好比钉钉子,“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抓落实”“抓到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关键词。而“抓落实”“抓到位”无不与“精准”二字相关联。
  首先,“精准”二字突出体现了“抓落实”“抓到位”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
  宏伟的战略目标必须以贯彻落实的实际举措为托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习近平再三强调,要把改革各项工作抓到位,把实施方案抓到位,把实施行动抓到位,把宣传引导抓到位。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的战略举措中,以有关社会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尤为突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正是这一举措的集中体现。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要求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立下“军令状”,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这一“抓落实”“抓到位”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有效避免了“一阵风”“空喊口号”的浮夸作风重演。“十三五”纲要强调:要“完善扶贫脱贫扶持政策,健全扶贫工作机制,创新各类扶贫模式及其考评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支撑”。这就为落实到位提供了有力保证。现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经成为落实“十三五”规划、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方略。
  其次,“精准”二字突出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蹄疾而步稳”的战略步骤。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依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发展规划。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也“近在咫尺”。时间不等人,很有紧迫感,必须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但只争朝夕不是急躁冒进。要做到“蹄疾而步稳”,精准地做好规划,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实现脱贫攻坚,是打好这一决胜仗的关键。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习近平精准地提出了脱贫攻坚的战略步骤:“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可以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可以解决1000万人脱贫,总计5000万人左右。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3]以后,中央又提出了“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就把扶贫、脱贫的工程具体化、精细化了,做到了时间上、战略步骤上的切实保障。据十九大报告,五年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
  再次,“精准”二字体现了在民生关怀上的底线思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使命。“为人民”,我们讲了多年,但衡量我们的工作是否真正“为人民”,要靠民生的实效说话。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P108为了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在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工作思路。[4]P112“守住底线”就是要形成以保障基本生活为主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织牢民生安全网的“网底”,真正把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精准”的又一含义就在于民生底线的兜底要精准。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蹄疾而步稳”的战略步骤和“抓落实”“抓到位”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落地”的切实保障,正是有了这一保障,改革的成果才能真正普照大地、普惠全民。
  放眼今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各个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整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五年来的改革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Z].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习近平.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5-11-04.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4年版)[Z].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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